Friday, February 03, 2006

尊重历史,拒绝赝品

  ??回顾北京大学历史上曾经采用过的英语校名

  沈弘

  在过去一百多年坎坷的历史中,北京大学曾经经历了多次被停办、解散或兼
并的危机,光是其英语校名就至少改动过六次之多。乃至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晓
这些英语校名的来龙去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北京大学已经制定出重返国际
学术论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用英语向国际社会介绍北大历史也因
此作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摆上了北京大学的议事日程。但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对外宣传中引用北大历史上的英语校名时显得比较随意和混乱,所采用的
名称往往跟原名不符。说到底,历史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准则就是史实的真实性。
倘若我们现在不能够做到尊重历史,那就几乎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当人们
重温北大早期历史的时候,必将难以分清其中的李逵和李鬼、孟子和孟修斯。

  一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建于一个命途多舛的世纪之交。当时的大清王
朝已经被洋人用军舰和大炮轰开了国门,首都京师也实际上成了一个开放的城市,
那儿驻有庞大的外交使团及其家属,外国商人、传教士,以及形形色色的投机者
和冒险家。腐败的政体和衰微的国力使得清王朝在对外交往中一直处于极为不利
的地位。在清政府与外国政府签署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只有英、
法等外语文本才被视为是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本,而这些条约的中文本只
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仅供清政府参考而已。因而,学习西方各国语言从一
开始起就成为新开办京师大学堂中的主要课程。

  尽管我们的校史习惯于把戊戌年大学堂所在地马神庙描绘成森严壁垒,与紫
禁城仅几步之遥的一个极其封闭型的深宅大院,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学堂大门洞开,
洋人们频繁出没,整个创办过程都是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实际主持下进行的。
总教习手下还有十个分别来自美、英、法、德、俄、日的外国教习组成了大学堂
西学教学班子的核心1。所以大学堂开办伊始,英语就成了京师大学堂中一门重
要的工作和教学语言。而京师大学堂有其正式的英语校名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于这个确切的英文名称是什么,似乎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和争议。原始西文
资料中经常出现的“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并没
有被官方所接受。于是在199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史料》(第
一卷 1898-1911)中便出现了“Capital College”的译法,而从1997年北大外
事处编纂的一部题为Peking University: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21st
Century的英语摄影册起,北京大学的所有对外英文宣传资料都开始统一口径,
将京师大学堂的英文译名确定为“Metropolitan University”。2“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这样响亮的英文名称为什么会难以使人接受呢?唯一可
能的解释就是,前者名称中的“imperial”(帝国的、皇帝的)一词具有过分明
显的封建色彩,跟北大引以自豪的反帝、反封建光荣革命传统似乎有所抵触。此
外,人们普遍猜测“Imperial University”这个校名是在京的传教士们,很可
能就是丁韪良及其手下的西教习们所定下来的。既然校史中并不认可这些西教习,
那又怎么能够承认他们擅自定下的旧校名呢!

  其实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误解。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清王朝末年,是
光绪皇帝亲自三令五申的督促下才得以建立起来的。它除了作为传播“新学问”
的最高学府外,还同时是执掌全国教育事业的最高行政机关。这样的学校,其英
文名称带有封建社会和帝国皇权的色彩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像“Metropolitan
University”这样中性的名称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反倒显得格格不入。至
于西教习们私定京师大学堂英文校名的担忧更是毫无根据的。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这个英文校名不但经过清王朝的官方确认,
而且很可能是钦定的。例如笔者最近发现的两枚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公章就是用汉
英两种文字来雕刻的。在椭圆型的印章上方是“京师大学堂”等汉语字样,而在
与之对称的下方则是端端正正的英文字母:“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按照京师大学堂的惯例,像确定大学堂英文名称和拟定公务用章式样这样的
大事,几乎可以肯定是要经过管学大臣批准,并且报知总理衙门和光绪皇帝的。
后者对京师大学堂的英文名称若有任何异议,也肯定会下谕令让属下更改的。

  年轻的光绪皇帝在酝酿维新变法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酷爱学习英语,并且
专门为此挑选了刚从国外使馆任期届满归来的张德彝和沈铎这两位前同文馆毕业
生来辅导自己的英语学习。为了表示自己对于英语教师的尊敬,光绪皇帝在宫中
给予了张、沈二人以很高的礼遇,容许他们在王爷和大臣们跪拜皇上时仍然可以
端坐着不动。根据丁韪良在《花甲忆记》(1897)中的回忆,光绪皇帝刚开始学
习英语的时候,曾经在王宫内外掀起过一个学外语的热潮。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
王爷和大臣们纷纷施展出浑身的解数,四下寻觅英语课本和合适的师资。直到有
一次,当被邀请的外国特使们拒绝出席光绪为他们专门准备了英文演讲稿的新年
招待会之后,皇帝顿时觉得兴趣索然,而身边的王爷和大臣们学习英语的热情也
随之锐减(316-7页)。

  关于光绪发愤学习英语一事,除了丁韪良的记载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
其他旁证。例如帝傅翁同?在光绪十七年(1891)的日记中就明确地记载着,
“光绪于西文极用意”;而且据后人调查,“在光绪的书房里,也确实收藏有外
文书籍。现在这些书籍一部分藏在北京图书馆,一部分藏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3另外,美国《纽约时报》也于1892年2月4日曾发表题为《光绪皇帝学英语》的
述评4,评论者不无兴奋地预言,皇帝开始认真学习英语,这乃是中国这个古老
国家决心放眼看世界和锐意改革的一个明确信号。

  京师大学堂的成立跟光绪皇帝在戊戌年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紧密相
关,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在短短的百日维新运动中,光绪接二连三地颁发了大
量跟教育改革,尤其是跟创办京师大学堂有关的谕令。“Metropolitan
University”这个虚拟的英文名称正是因为缺了关键的“Imperial”一词,而很
难使我们回忆起在晚清曾经辉煌的京师大学堂。假如硬要按字面意义“对号入座”
的话,它则往往会使人联想到北京大学历史中另一段最黑暗的时期??“京师大
学校”。“大学堂”与“大学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分别代表了两个截然
不同的时代。1927年,军阀混战于华北,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公开支持的奉系
大军阀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异军突起,于六月自封大元帅于北京,并立手下爪牙
刘哲为其教育总长。同年八月,刘哲把当时的九个国立大学强行合并为“京师大
学校”,自兼校长。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被分割成为伪“京师大学校”的文、理、
法科等三个部分,几近解体,造成众多图书收藏的损毁失散。幸亏第二年国民革
命军进逼北京,张作霖的军阀政府溃败,望风而逃。北大师生当即组织了复校委
员会,齐心协力,才度过了这场浩劫。此例告诉我们,在处理英文校名的问题上
如稍不慎重,就很有可能会带来负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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