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糊涂读史：范仲淹的忧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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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忧乐
齐宣王在自己的雪宫里接见孟子，这雪宫估计是齐宣王的别墅或者是什么的，否则齐宣王也不会一见孟子就得意洋洋的问：贤者亦有此乐乎？
众所周知，孟子用的是打蛇贴棍式的战术。齐宣王本是炫耀，可孟子不管你是炫耀还是不炫耀，反正就着你伸出的小棍儿就贴自己的仁政：“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我不知道，孟子这些话对齐宣王有什么触动，但是我至少知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对后世的君主来讲， 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宋朝的时候，这种本就式微的对君王的道德要求，被中国的士大夫们扛到了自己肩上，始作俑者，应该是范仲淹吧。范仲淹在自己的《岳阳楼记》里，把它改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唱出了自己对待仕途进退的心声，由此引起中国诸多士大夫的共鸣。
这种共鸣，从表面上看，是中国士大夫们胸中装有全天下的气概和胸襟，从背后看，则是君主专制体制下，士大夫们对于自身仕途进退把握不得的无奈和凄凉！自身进退都把握不得，这种心中装着全天下的气概，未免就有些自作多情的嫌疑了。比如杜甫，壮年时穷到自家孩子都养不活的地步，老年时更惨，连个茅屋都住不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惨啊，这种感觉我也有过，我小的时候，虽然已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了，但是村里几乎家家都还有茅屋，茅屋逢雨就漏，内外皆往下掉泥块，顶上三重茅一般没有被刮下去过，即使刮下去，由于那时的道德风尚较高，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被顽童们抱走！但是那种“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心理感觉是相通的，一者，屋内漏雨，身上衣薄，身冷心更冷；二者，秋雨浸淫，茅屋易倒，晚上睡觉都做噩梦！不过，与杜工部的共同语言仅止于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境界我就没有了。因为我那时候正穷急呢，在学校天天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呢，特别是后一句，于我有栽赃的嫌疑，我什么时候笑开颜了？简直要气死我了！也许，这就是圣人（诗圣）与凡人的区别，圣人自己都快冻死了，还在想着天下寒士；凡人就怕自己冻死，所以连一个笑开颜都忌讳。
杜圣的这种境界，后来被范仲淹大而化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乎”？他这么一大而化之，就完了，大违孟子的初衷，国计民生，天下疾苦于皇上没有什么干系了，全扛到士大夫头上了！
仲淹倒是能吃苦，21岁去长白山上的醴泉寺读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菜末，再加点盐，就算是一顿饭！我初中时，师生们经常背后窃笑我的语文老师，据说他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我们那时候，属于民间常说的“穷得都傻了”的群体，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东西，更不知北大是什么东西，语文老师是打到穷乡的右派，每天面对的是我们这一帮群傻，所以他教书只有一着：从不讲解课文，只要求我们背书！至于他的吃饭方式，倒是与范夫子有得一拚，如果师生想去他房间喝些水，那你得有其码的心理准备，一个干净的饭碗也没有。他是好几天做一回饭，一大锅稀饭里煮众多的窝窝头，窝窝头的个数可能要超过一个班，逼近一个排。他每顿饭一碗稀饭，一个窝窝头，直到把它们全部消灭为止。饭碗更是用一个扔桌上一个，直到把所有的饭碗用完为止。那时的群傻们虽然傻，但还是比较讲究卫生的，所以免不了在背后偷偷的笑他。如今看了仲淹的故事，才算彻底明白我那北大毕业被打到乡下的右派老师，原来是仲淹式的人物。只可惜，他没有象仲淹那样扬名后世，默默的终老于我们那乡下中学了。
仲淹后来在宋代著名四大书院之一－南京应天府书院读书，干脆就是个特困生，所幸的是，那时候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实行并轨制，学杂费是没有的，所以，五年苦读之后，仲淹中了进士。
仲淹后来到中央担任秘阁校理（秘阁是皇家藏书楼之一 ，校理是负责藏书的整理和校勘），他对自己的工资特别满意：“我的官职很小，俸禄不算多，但每年也有三百贯铜钱，相当于两千亩地一年的收成”。但是仲淹贫能守志，富也不会即安的，他心里装的仍是天下民生，这就注定了他要凄苦一辈子了，进也忧，退也忧，当官忧民，不当官忧君，快乐的日子是永不会有的了。
照我看，当官还不如做生意，比如欧文就比较实干，用自己开工厂挣的钱，搞共产主义新和谐的实验。所以杜工部，最应做房地产，弄诸多安乐居，一色的红砖青瓦，天下寒士一人一套，多好！至于范仲淹，就适合做相声小品大师，每年发愁上央视春节晚会的事儿，每年逗全国百姓开心一回，才算是真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吧？
从道德境界来讲，范杜都是高昂的。但是我觉得这高昂很是没劲儿！君主把全天下当作自己的家，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家畜，把官员当作自己家的牧童。牧童再高昂，无非是轻轻的挥着自己鞭儿，轻轻的打下罢了，它改变不了百姓沦为家畜的实质。而牧童本人，在皇君家里，顶多也就一个家奴，你再多情，无非是想得到家畜们一个感恩的眼神儿，又怎么的？仲淹也曾搞过改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可是最后还是半途而废了。“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一句话，你倒多情，可惜统治者不领情！
饶有意味的是，仲淹一生为官，三次被贬，愈是被贬，名望愈高。第一次外贬时，亲朋们一直把他送到都门外，称赞他说：“此行极光”。第三次被贬时仍有人安慰说：“此行尤光”。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看来，做下放右派既成了士大夫们的光荣，那么士大夫更无意构筑自身之安全堡垒了，所以，他们的思考永远不会出轨，他们将永远是皇家棋盘上的一粒棋子，他们所谓的改革，也就永远拘于体制内，封建的制度与体制也将永远的风雨不动安如山了。于是，恶制下出圣人，昏君出贤臣，士大夫们的忠诚与悲情，就成为百姓们永远的感动了。
美国民主党的党歌－《快乐的日子又回来了》也就注定永远与我们无缘！
《时代周刊亚洲版》称学术造假正成为亚洲科学革命的最大绊脚石
作者: 舒峰
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Time Asia Magazine》在2006年10月23日发表了
一篇重要的封面文章，标题为“Asia's Great Science Experiment”(“亚洲的
伟大的科学试验”)
(http://www.time.com/time/asia/covers/501061030/story.html)。该文认为，
由于人才、雄心壮志和大量的资金涌入，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和亚洲的‘小不
点’新加坡，将会在不远的将来领导全球新的科学革命潮流。但是，由于经济飞
速发展导致人们对科学发展速度和对社会的可见贡献的过高期望，亚洲科学家在
科学研究活动中显得有些急功近利，以至于学术造假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并且成为严重阻碍这场科学革命的最大绊脚石。
这篇由韩南?比赤（Hannah Beech）撰写的文章首先回顾了亚洲国家在工业
革命前已取得的辉煌科学成就，这里曾是纸张、罗盘、火药和数字‘零’的诞生
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初几千年当中，没有哪个地区可与亚洲相媲美。然而，
当中国人在第10世纪发明火药后，未能进一步发现和利用它的巨大杀伤威力。西
方人在19世纪则将这些原本来自中国的火药填进大炮，成为他们征服对手和敌人
的利器。当时，亚洲，包括中国、印度和中亚国家的统治者们开始闭关自守，对
科学不思进取。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也许是命运的故意作弄，亚洲在科学发展上
的步伐开始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则在科学上开始渐渐“觉醒”，将新
的科技和新的知识广泛应用到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了一场伟大的工业革命，并取
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太空竞赛，更是将科技带入
人们的生活。 这使‘西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先进科技’的代名词。美
国，欧洲和后来居上的日本已在这场科学革命中领先亚洲一步，并取得丰硕的经
济成果。
如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国家正在努力挽回那失去的几百年时间。
它们已不再满足于生产无穷无尽的圣诞树装饰品和廉价的电脑部件。为实现科学
梦想和满足国家荣誉，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正史无前例地在科学研究上投入大量
资金。例如，仅仅在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间，中国在科学研究与开发(R&D)上
的投入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就从0.6%增加到1.3%，翻了整整一番。中国政府
今年2月份正式宣布，从现在起到2010年的5年多时间内，将每年在研究与开发上
拨款至少294亿美元。 这些资金将主要投在那些能够带来长远经济和社会效益的
科学领域内，其中一部分资金还将应用于支持新兴科技的研究，如基因工程和纳
米技术。这些钱也会支持那些在西方国家因种种原因进展不顺利的尖端科技课题，
如干细胞研究和农产品改良等。南韩则将它的研发资金从1994年的98亿美元增加
到2004年的194亿美元。而与此同时，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对研究与开发上的投入
许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提高，有些国家甚至减少了资金投入。在过去的30年时间
里，美国联邦政府用于基础科学的物理和工程学科研究的经费日益减少，其所占
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03年甚至少于0.05%。
在巨大资金投入的吸引和支撑下，一大批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科学研究人
员从西方国家回流到了亚洲。自从80年代初派遣留学生以来，单中国就有20万个
留学人员回到他们的祖国，其中大部分都具有科学学位。科技的发展已为亚洲经
济带来很大的推动。据美国政府的国家科技基金的数据，亚洲在全球的高科技出
口份额已从1980年的7%上升到2001年的25%，美国则在同期里从31%下降到18%。
亚洲国家的科技论文发表数量所占的全球份额也从1990年的16%上升到2004年的
25%，尽管质量还有待大力提高。
去年刚刚去世的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里查德?斯马里(Richard
Smalley)曾经预测，到2010年的时候，90%以上的拥有PhD(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
工程师将生活在亚洲。实际上，目前全球有78%的在科学和工程科学的PhD学位是
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取得，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1/3的科学家会离开美国。 特别
引人注目的是，亚洲国家正将年轻有为的科学家作为重点的吸引回国对象，因为
这些人在未来将会有巨大的创造发明能力。印度人斯瑞?库马(Sri Kumar)去年
刚从美国芝加哥回到印度的班加罗尔。在那里，他创建了一个生物科技风险投资
基金(Biotech venture-capital fund)。他说：“只要看看美国的那些实力超强
的大企业，你就会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员工是亚洲人。现在，这些人开始回家了。
这些回流的人才和他们所受到的训练足以引发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如今，在中
国的各大高校以及研究机构中，归国人员就占了81%以上。
该文强调，随着巨额的研发资金的投入，亚洲国家已取得一大批令人瞩目的
科技成果。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中国的归国科学家在大米、蚕、鸡以及猪的基
因序列的研究上取得的成果也许已经超过了他们在美国和日本的同行。如今，在
全世界750家大型跨国企业当中，绝大多数已经在中国建立了产品研发中心，这
些研发中心一般都是由回流的归国人员们主持。这些研发中心已经取得了许多重
大的科技突破，其中包括微软公司的网络搜索技术和摩托罗拉手机的摄像和图片
数据传送技术。
新加坡也不示弱。新加坡政府在2000年划拨了一块面积为200公顷的土地，
建起了举世闻名的新加坡科学园(Biopolis)，希望以此来促进本国的科学发展并
吸引世界级的科学家来这里工作。慢慢地，一些世界闻名的科研人员被吸引过来
了，这其中甚至包括那些对此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新加坡已经吸引了一些世界顶
尖的科学家，这其中包括来自美国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遗传学家悉尼?布雷
内(Sydney Brenner)，以及美国卫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临床研究主任刘德斌博士
(Edison Liu)。刘现任新加坡基因组研究院的院长。大卫?莱因(David Lane)是
英国癌症研究领域的带头人，在癌基因研究方面享有世界声誉。他在2004年从英
国敦第(Dundee)大学辞职来到新加坡，目前在享有世界声誉的新加坡分子及细胞
生物学研究院任院长。他说：“人们正在排队等着来这里。”(People are
queuing up to come here now).。
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在新加坡生物园里，就建起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生命科
学研究中心，有54项专利产品从这里诞生，其中包括带有涂药层的隐形眼镜、人
造骨髓和快速检测“非典”的设备。今年九月份，这个生物科技园区已经正式交
付使用，它包括7个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可以同时容纳5000名科学家在这里从事
各种复杂的科学研究活动。该中心配备了各种最新的高科技设备，以及专养实验
鼠的埋在地下的尖端设施。现在，新加坡政府正在该园区建立干细胞库，以应用
于治疗癌症和糖尿病等各种疾病。新加坡政府还派遣了大约500名自己的理工科
学生到国外去攻读学位(主要是博士学位)，政府为每位留学生提供约38万美元的
资助。对于这个只有44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仅仅依靠自己的科技人才已经很难
满足科学发展的需要。
亚洲国家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外国企业的商业
事务外包(Outsourcing)。在印度，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家新的生物科技风险基
金创立。这对于印度来说，或许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发展策略，可以利用外国的雄
厚资金来培养自己下一代的本土科学家。许多印度企业正参与外国药厂的临床研
究事务管理，这些公司在印度实验针对麻疹或者乙型肝炎的疫苗的临床研究。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科研基地，”印度女首富、百康(Biocon)公司的总裁齐兰?
梅祖大?肖(Kiran Mazumdar-Shaw)说，“但对于我们来说，促进科学革新的最
佳途径是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百康在研制口服胰岛素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它起初与美国公司进行合作，后来就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深一步的研究与开发。
美国Kauffman基金的一个调查表明，为了节约研发成本，有过半的美国企业已经
或正计划将研发设施和资金转往成本更低的亚洲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
该文也着重指出，虽然亚洲国家的科学发展形势值得人们称赞，仍然有两个
字让人们感觉不那么舒服，那就是Dr. Hwang， 即南韩的黄禹锡。当他在2004年
宣布发明一种新的克隆出人类胚胎干细胞的技术的时候，并在英国《自然》
《Nature》杂志上发表他的小组的研究成果时，他被视为亚洲科学革命的先驱人
物。他的国家给他的巨大荣耀也给他造成巨大压力。后来的事实证明，黄禹锡成
了学术造假的带头人。黄禹锡学术造假的丑闻使许多亚洲科学家也感到蒙羞。黄
的丑闻和严重的造假行为已给亚洲的科学革命带来严重威胁。对于亚洲科学发展
来说，与黄禹锡案件类似的大量学术造假将可能严重阻碍科技的发展并对刚刚兴
起的科学浪潮构成致命的打击。
一名从德国回到中国沈阳金属研究所的高级纳米科学家Lu Ke说：“许多中
国科学家显得有些急功近利。然而，急功近利难以取得自然科学的成就。要作出
成绩，你必须一步一步地并且严格地按照科学规律来做。”因为急功近利，许多
亚洲科学家甚至冒险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例如，37岁的曾供职于上海交通大
学的陈进就大肆欺骗中国政府，伪称他已发明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芯片。
据最近的一个中科院院士对180个中国科学家的调查，有60%的人承认曾经付费在
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的论文，还有同样比例的人承认自己抄袭(had cribbed)了
别人的研究成果。由于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的神话在中国每天都在发生，人们
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期望变得不切实际。
另一方面，由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科学发展的神圣观念在许多亚洲国
家正在受到侵蚀和破坏。如果一个科学家知道自己的研究成果一旦进入商业领域
就会被他人剽窃(ripped off)，谁还会那样许多年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基础科学的
研究呢？2004年，纳米科学家Liu发明了一种可以为材料镀上一层超强的纳米铜
的机器。但是，他很快就无可奈何地发现盗版的机器已经在市场上出现。很明显，
为了全力推动科技的发展，走科技强国的道路，中国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XYS2006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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